南京律师谈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第二，从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角度考查，对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均持有一致的见解，即共同受贿人应当对受贿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哪怕行贿人将贿赂物品在受贿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如将名牌手表、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分别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妻子、儿子使用。在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数额时，我们无疑应当认定三件物品的总和数额，而不能将三件物品分开来作独立评价。否则，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子使用的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认定为受贿物品都会失去相应的法律依据，从而有悖于客观事实。如前所述，“共同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分别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比较而言，“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在社会舆论、影响方面主要以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贪腐为特点，而“分别占有型”的受贿，则明显以公共权利的集体腐败为特征。无须讳言，集体腐败比个别贪腐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当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如果对于危害更大的“分别占有型”受贿仅仅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追究刑事责任，较之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均按受贿总额承担刑责来说，事实上会大大降低前者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并且常常可能是不同量刑幅度上的显著差别。于是势必产生的问题是，同样都是共同受贿犯罪，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采用明显宽宥处罚标准的法律依据何在？将其与“共同占有型”受贿实行区别量刑的合理性在哪儿？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且值得思量的！

　　第三，从法理层面分析，共同犯罪的基本特点就是多个自然人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具体讲，就是每个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一部分，每个共犯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共犯人的“他人的行为”承担罪责，这是与单个人犯罪的明显不同之处，亦即通常所说的各共犯人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主次不同的相应罪责。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正是建立在共犯行为的整体性与刑事责任的共担性的基础之上。由此看来，对于“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犯罪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刑事责任，其所凸显的完全是个人责任，几乎绝对排斥了具有因果联系的“他人罪责”的考量余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共犯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进而也否定了共同受贿犯罪的基本性质，因而在法理上是不无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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